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试行暂缓起诉制度的思考

发布时间:2011-7-19 10:53:41作者:江门市人民检察院 浏览: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试行暂缓起诉制度的思考

公诉科 马雪梅                                 

【内容提要】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借鉴吸收外国先进成果,应当在总结我国部分检察机关先行先试暂缓起诉制度的经验的基础上,由国家立法机关以立法形式确定推行未成年人暂缓起诉制度,以更好更合理地配置司法资源,健全我国刑事司法体系。

【关键词】未成年人 犯罪 暂缓起诉 考察

近年来,江门市未成年人犯罪占整个犯罪比率不断上升,且呈低龄化趋势。2010年初,江门市人民检察院根据全市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情况,将新会区人民检察院作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实行暂缓起诉制度的试点,以进一步探索未成年人案件办理机制。在此,笔者借暂缓起诉制度在我市的试行之机,对我国引进暂缓起诉制度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该制度的构建进行了一些思考,以期对我市暂缓起诉制度的试行带来些许启发。

一、暂缓起诉之争

暂缓起诉是指在审查起诉过程中,检察院对确有犯罪事实,但同时具有某些从轻、减轻处罚的条件并可适用缓刑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决定暂不起诉,在法定的诉讼时期内,要求犯罪嫌疑人承担一定的义务,即对犯罪嫌疑人在指定的单位和组织中进行一定时间的考察,考察期满后表现较好的,作相对不起诉的处理。近来,许多地方都在对未成年人犯罪试行暂缓起诉,但是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暂缓起诉是否符合法律、是否应当广泛适用,即 “是否应当暂缓”的看法,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

“赞成说”。该说认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实行暂缓起诉制度是积极可行的。理由:一是有利于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作出正确处理。鉴于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的特殊性,实行暂缓起诉制度,检察机关可以增加一段全面考察的时间,考察期满后再作决定,这样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会更好些。二是有利于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帮教,预防其再犯罪。三是符合诉讼经济原则。实行暂缓起诉制度,使未成年人轻微刑事案件能够依据犯罪情节轻重和悔改表现情况,在审查起诉环节作出是否进入下一个诉讼程序的决定,使不该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适时终止,有利于缩短诉讼时间,减少诉讼投入,提高诉讼效率。

“反对说”。该说认为,暂缓起诉严重违法,应当予以禁止。理由:一是暂缓起诉没有法律依据,属于“违法试验”。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审查起诉后作出的决定只规定了提起公诉、不起诉、退回补充侦查三种处理方式,并没有规定可以作暂缓起诉。二是暂缓起诉的实行是检察机关对起诉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检察机关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将特定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暂缓起诉,不利于打击犯罪,损坏了检察机关公正执法的形象。三是暂缓起诉违反了公诉权的实质内涵,造成对审判权的侵犯。公诉权是一种诉权,其基本职能是控诉,这就意味着检察机关不能对案件作出实体处理;四是暂缓起诉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混淆了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并造成与缓刑适用的冲突。

“相对说”。该说认为,制度创新永无止境,积极地探索适用暂缓起诉制度应当予以支持。

笔者比较赞成第三种观点,检察机关积极探索未成人犯罪案件暂缓起诉制度,目的在于贯彻落实“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最大限度地避免在未成年人身上留下刑事“污点”。虽然我国现行法律中确实没有暂缓起诉的直接规定,但是法律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与时俱进理应包括法律制度在内。根据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法,检察机关确实只有提起公诉、不起诉、退回补充侦查三项可供选择的权力,在不起诉的范围内也只有绝对、相对、存疑这三种不起诉的选择权。相对不起诉是国家授予检察院行使的起诉裁量权,具体法律依据是《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显然,《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是授权性规定,而非禁止性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以此为据探索如何实施不起诉的决定。所谓“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并没有规定检察院的不起诉权一次用尽,检察院所说的暂缓起诉实际上是对不起诉附加了在一定期限内进行考察的条件。对现有的不起诉制度是否可以附加条件、应当如何附加条件本身属于制度创新的探讨,是完全可行的。另外,暂缓起诉制度也符合现阶段提出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论精髓,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领域具体化中的一项应有内容,其将犯罪行为进行了非犯罪化处理,“宽”的有理,“宽”的有度。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暂缓起诉的实行提供了政策基础,为暂缓起诉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提供了条件。可见,在未成年犯罪工作中积极探索暂缓起诉制度应当予以支持。

二、暂缓起诉的必要性

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公诉权作为国家行使犯罪追诉权的最主要形式和侦查程序与审判程序之问的桥梁,其制度设计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目的能否实现,因此,各国普遍重视公诉制度的构建。笔者认为,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引进暂缓起诉制度既符合中国检察改革的现实需要,又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第一,有利于完善我国的公诉制度。公诉制度历来就有起诉法定主义和起诉便宜主义之分,而理论界将我国的公诉制度界定为“起诉法定主义为主、起诉便宜主义为辅的混合体制”。不诉可分为相对、绝对、存疑三种,但后两者都属于标准的起诉法定主义的范畴,惟有相对不起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起诉便宜主义,但由于对其适用条件作了严格限制,使其向起诉法定主义迈进的同时,起诉便宜主义的色彩则被彻底淡化了。虽然这样可以防止起诉裁量权的滥用和对法院定罪权的侵害,但在一定程度上却抑制了起诉裁量权应有功效的发挥。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未成年犯虽不具备相对不起诉的条件,但从社会效果来看具有从轻处理的情节,提起公诉显得罪轻,不起诉又觉得过宽,检察机关处于一种两难境地。而暂缓起诉就是对此类案件的妥善处理,在诉与不诉之间有个缓冲,弥补二者之间的空档,使公诉制度更趋合理。

第二,有利于缓解我国现行司法资源匮乏的现状。刑事诉讼过程是一项成本较高的司法活动,诉讼价值的取向主要是诉讼经济、以宽大方式实现一定的刑事政策或者保障一定的政治利益。目前,我国司法负担日益沉重,在诉讼成本高、效率低、司法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寻求合理、科学地配置司法资源,提高诉讼经济价值,已落在司法实践者的肩上。特别是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由于要贯彻感化、教育、挽救的方针,使得办案人员的工作量相对增加。暂缓起诉制度符合诉讼经济的原则,可充分体现司法效率和保护未成年犯的目的。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断递增的趋势和有限的司法资源所形成的诉讼矛盾在司法实践中日益突出,短期内很难通过加大司法投入的方式解决,因此我们应当以起诉便宜主义为原则,致力于检察实践的改革,以求有限的司法投入,获取较大的诉讼效率,而暂缓起诉制度的价值之一就是通过充分行使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使相当一部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审查起诉环节结案,避免诉讼资源的浪费,提高诉讼效率,更合理地配置司法资源。现代许多国家都在侦查、起诉、审判阶段建立了系统的程序分流机制,用以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在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诉讼分流的思想,但是由于“有罪必究”、“有罪必罚”的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在许多制度的构建上都没有体现分流制度的基本要求。譬如,在侦查阶段,劳动教养虽具有一定的分流功能,但却不符合审前分流制度的基本精神;在起诉阶段,对相对不起诉、存疑不起诉在程序要件上要求过于严格;在审判阶段,简易审虽具有一定的分流功能,但却改变不了一个人的“刑事污点”。暂缓起诉制度在审查起诉阶段就将未成年人的轻微犯罪刑事案件尽可能地予以分流,既缓解了司法机关的压力,又减少了未成年犯的“刑事污点”,有利于减少再次违法犯罪,有利于社会稳定。大量办案实践显示,未成年人犯罪,特别是犯罪行为不严重、主观恶性不大的初犯、偶犯,悔罪较好的,很多起诉到法院后,大都被判处较轻刑罚,甚至于定罪不处罚。

第三,有利于贯彻落实“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政策。减少和控制犯罪的关键在于预防和改造犯罪,尤其是对于生理、心理都还处于发育阶段的未成年犯更是最重要的环节。我国1991年通过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明文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种方针、原则的体现应当是全方位和均衡的,应当是实体处罚和程序保护并重的。目前,我国相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保护原则散见于实体法或者相关司法解释中,如刑法第14条规定“未满18周岁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等。而在程序法中几乎没有相关规定,即使有限的规定也都集中在审判阶段,如刑事诉讼法第152条关于不公开审理的规定。在侦查、起诉环节未成年犯罪人的保护方针几乎被程序法忽略,而暂缓起诉制度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一直呈上升趋势。这些犯罪的未成年人绝大部分是初犯或者偶犯,由于不具备刑法规定的“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情节,检察机关不能作相对不起诉决定,只能依法提起公诉,而法院也只有依法对其处以较轻的刑罚。不仅浪费了诉讼成本,而且对未成人教育改造极为不利。首先,有罪判决给未成年人留下的“刑事污点”,影响其改造和融入社会。法院的有罪判决,无论执行的是何种刑罚,都意味着具有了前科记录,这样的结果会对正处于人生起步阶段的未成年人带来负面影响,即使其以后不再实施任何的违法犯罪行为,这一“刑事污点”也将伴其一生。其次,一些未成年犯在监狱服刑或者管教期间被“交叉感染”,一旦重新犯罪,主观恶性更加恶劣。近年来,虽然我国对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不同类型犯罪的未成年人共同监管、生活,不可避免的出现在管教期间被“交叉感染”,学到更多的作案手段,导致部分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再次,增加了监管场所和劳动人事部门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未成年人犯罪呈逐年上升趋势,而我国羁押场所条件有限,保障不了未成年人教育改造的质量和效果,达不到全部改造成功的目的。如果实行暂缓起诉制度,对符合条件的犯罪未成年人由检察机关作出暂缓起诉的决定,给予一定的考验期限,考验期内没有刑事违法犯罪行为,表现好的,就不再起诉;否则,重新提起公诉。既避免了这些未成年犯接触更多的不良因素,又有利于调动未成年犯自我改造的积极性,加速其回归社会的进程。 

第四,有利于检察机关妥善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未成年人的心理、生理尚未完全发育成熟,容易受到不良因素的诱惑和误导,致使触犯法律。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应充分认识到办理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重要性,应根据未成年人的特殊性,以人为本,立足教育、感化和挽救的方针,用人性化的关怀唤醒他们的良知。从保护的角度,坚持以预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落实各项有效措施。如果适用暂缓起诉制度,给予他们一定的悔改时间和空间,通过考查、帮教,使他们认识到自己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在社会主义法制环境中继续生活学习,收到的法律和社会效果会更好。实践表明,通过完善的帮教措施,绝大多数未成年人犯能痛改前非,再犯罪的可能性较小。检察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中,肩负着打击、预防、保护的多重任务,只有完善的刑事制度,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将保护犯罪的未成年人工作融入到办案中,注重教育挽救工作,妥善处理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对推进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建设具有深远的法律现实意义。

最后,有利于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马克思说过:“儿童和少年的权利应当得到保护,他们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因此社会有责任保护他们”。社会综合治理方针始终是我国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基本对策。刑罚的目的就是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其根本目的是为了预防犯罪,保护社会主义社会。通过完善预防教育体系,才有可能使有犯意的人不去实施犯罪,减少违法犯罪,把犯罪遏制在未然状态。未成年人作为一类特殊的群体,思想发育未成熟,遇事易冲动,盲目和激情并存,自我控制和明辨是非能力较差,容易受到不良思想侵蚀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由于这一阶段恰好是未成年人自身发展和接受教育的黄金时期,可塑性极强,如果给与他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理念,很容易在教育改造后走上正路。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8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可见,司法机关在保护未成年人工作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专业的法律知识、在未成年工作上多年的经验积累、积极开展预防犯罪工作,使得在审查起诉环节对未成年犯罪人实行暂缓起诉制度意义更加重大。暂缓起诉制度体现了社会的人文关怀,使他们回到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正常生活和学习中,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方向,对减少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三、暂缓起诉的可行性

未成年人犯罪的诱因:主要有未成年人本人原因、家庭原因、学校原因和社会原因。针对这些因素,社会各界都在努力寻求各种预防途径,以解决犯罪源头,遏制犯罪蔓延。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检察机关在不断总结办案实践过程中,对符合一定条件的未成年人通过暂缓起诉进行教育挽救,是检察职责所在,也符合共识潮流。

首先,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为暂缓起诉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在程序上,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这一规定赋予了检察机关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为引进暂缓起诉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在实体上,我国《刑法》第72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此处虽然规定的是缓行的使用条件,但其所体现的“将罪行轻微的罪犯放在社会上教育改造”的思想同样可以作为暂缓起诉制度的立论依据。

其次,我国现行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暂缓起诉制度提供了政策依据。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一直呈上升趋势,且犯罪手段更加残忍、团伙犯罪越来越多、恶性犯罪不断增加,但是,未成年人犯罪趋于严重与非刑罚化措施的适用没有内在的联系,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仅仅依靠刑罚的单一惩罚效果是无法从源头上遏制犯罪的。我国目前推行的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尤其在对待未成年人犯罪上,体现了该严的一定要严,该宽的一定要宽的司法理念,这种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引进未成年人暂缓起诉制度提供了政策依据。

其三,缓刑制度的良好运行为暂缓起诉制度提供了实践基础。暂缓起诉在功能上与缓刑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政策上同属于非监禁的刑事处理方式。我国现行立法规定的缓刑是暂缓执行,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证明,缓刑制度运行效果良好,绝大多数被判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期间能够遵守监管规定,重新犯罪的情况很少。这为我国引进未成年人暂缓起诉制度奠定了一定的实践基础,使我国的缓刑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发挥更为积极的社会效果。

其四,“先行先试”的良好效果为暂缓起诉制度提供了实践经验。2000年12月,武汉市江岸区检察院首次适用暂缓起诉制度以来,先后山东、上海、长春、南京等地开始试行。在我国,约有三分之一的检察机关实行过或正在实行暂缓起诉制度,并取得良好的效果。2002年10月22日,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通过了《检察机关暂缓不起诉试行办法》。最典型的一例暂缓起诉,是南京市玄武区检察院针对11名15岁至17岁的中学生故意伤害案实行暂缓不起诉。该案11名犯罪嫌疑人在斗殴中致使另一名学生的肾脏破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已构成犯罪。检察院考虑到11名中学生平时在校表现尚可,皆属初犯,如果起诉将面临失学,于是联合区公安局、学校、法学教授及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的家长,召开“暂缓不起诉”听证会,听取各方意见,确定考核期为3个月,期间须履行5项义务: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得从事违法犯罪行为;遵守取保候审有关规定;遵守校纪、校规,认真完成学业;每人每月至少从事一次公益活动;每人每半个月以书面形式向检察院汇报一次思想。该11名犯罪嫌疑人在考察期内认真履行了这些义务,检察院最终作不起诉处理,让这些孩子继续学习生活、

多年来,我国部分检察院实行暂缓起诉制度,积极探求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非刑事化处理的有效措施,并取得明显成效。这些实践经验为我国以立法的形式引入未成年人暂缓起诉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我国实行暂缓起诉制度最大的优势,就是未成年人暂缓起诉制度可以我国社会主义社会良好的社会大环境为依托,促进犯罪的未成年人自我改过,同时通过有效的社会监督,培养其做人良知,使他们改邪归正,成为有利于社会的人。

再者,人大代表关于实行暂缓起诉的提案也表明,引进暂缓起诉制度的时机趋向成熟。2006年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江必新向大会递交议案建议,应考虑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暂缓起诉和暂缓判决制度;2007年人大代表韩德云呼吁建立刑事暂缓起诉制度,对符合起诉条件但涉嫌罪行较轻、社会危害不大的未成年人不予以立即起诉,而是给其一段考验期,视其表现再决定是否起诉;2008年全国人代表、吉林省检察院检察长张金锁建议,在刑事检察工作中建立暂缓起诉制度,即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犯罪嫌疑人,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暂缓起诉的决定。人大代表逐年建议实行暂缓起诉制度,代表着我国司法界已经逐渐接受暂缓起诉这一制度理念,我国引进暂缓起诉制度的时机逐渐成熟,应当以立法的形式将其予以确定。

四、构建暂缓起诉制度的设想

暂缓起诉制度是一项新的司法制度,应当符合我国现行的基本诉讼制度。对未成年犯罪所作的暂缓起诉作为一种程序性的刑事制度,在实践中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面对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走向违法犯罪,并出现暴力化、团伙化、低龄化等现象,引起社会各界关注。我国政府和司法机关为此也通过各种途径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我国在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上的立法还相对滞后,措施不够完善,少年司法制度仍不健全,因而引进暂缓起诉,理应成为一种新的可行的制度,而对于暂缓起诉制度中的相关问题应当以法律的形式予以具体明确。

 (一)暂缓起诉的适用条件

 笔者认为,适用暂缓起诉制度的条件有:(1)必须是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2)犯罪情节轻微,依法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或单处罚金的,或者条件可以放宽到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且具有自首或立功等法定情节的;(3)必须是初犯、偶犯或胁迫犯、从犯,但累犯除外;(4)犯罪的未成年人必须具有被监管、教育及矫正的环境和条件,即协助考察的条件。前三个条件是主体条件,可以根据情况作适当调整,但第四个条件最为重要,应为必备要件。暂缓起诉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教育挽救犯罪的未成年人,如果缺乏协助考察的条件,适用了暂缓执行只是将犯罪的未成年人重新放入社会不管不问或者监管、考察不到位,暂缓起诉所要达到的效果就无法实现。因此,可以借鉴北京海淀区检察院的经验,由司法机关、社会团体、家庭多方合作,协助检察机关进行考察监督,设定一定的考查监督方式,体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关怀,促进其健康发展。

(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的认可

暂缓起诉制度是从保护未成年人利益这一角度出发的,在构建这一制度时,附予犯罪嫌疑人的适用同意权。在司法实践中,部分犯罪嫌疑人希望自己能尽快从诉讼中解脱出来,或认为自己的行为并未构成犯罪,或已构成犯罪但依照刑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时,不会认可检察机关作出的暂缓不诉决定。显然,暂缓起诉不具有终局性效力。在适用期间,犯罪嫌疑人的最终处置结果将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从而对其合法权益及心理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赋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权,从人权保护角度来讲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检察机关做出的不起诉决定,被害人有申述权。因此,对于有被害人而适用暂缓起诉的案件,对犯罪嫌疑人实行暂缓起诉应征得被害人同意。换言之,取得被害人谅解的案件才能使用暂缓起诉,并授予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法律救济方式,即申诉权、自诉权。因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暂缓起诉决定不服的,有权在法定期限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要求撤销该决定,如果对复查决定仍然不服的,可以以自诉人的身份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三)考察期限与考察制度

暂缓起诉制度应设置一定阶段的考察期限,因为设置该制度的初衷,是为了挽救一些可以挽救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给他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而是否可以挽救,则需要一段考察期才能体现出来。而且,考察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某一项表现,是不足以作出客观评断的。因为,现在的对象是已触犯刑律的未成年人,价值取向、人生观等都需要进行正确的引导、矫正,这些工作必须经过一定的时期才能见到成效。然而,考察期间的设置又不可过长,太长了会给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造成严重的思想负担,不利于重归社会;也不能过短,过短就不能进行客观评价。综合考虑不同的犯罪情节及主观恶性等综合性因素,可以设置6—12个月的考察期限。可以根据个案特点、未成年人个人因素等综合情况,由承办检察官报部门负责人审查后,报请检察长决定具体时限。

考察制度主要包括暂缓起诉对象定期报告制度、考察人员互相联系制度、考察对象评估测查制度。(1)暂缓起诉对象定期报告制度是对于在校学生、已辍学或已工作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经暂缓起诉后,由公诉部门将犯罪嫌疑人交由其所在学校、街道办、居委会或村委会继续进行学习、生活、工作。暂缓起诉对象每月要通过书面或电话形式定期向公诉部门报告工作学习生活情况。(2)考察人员互相联系制度是规定作出暂缓起诉的检察院公诉部门同暂缓起诉考察对象所在的学校或所在居委会、村委会、公安机关互相联系,了解暂缓起诉考察对象的表现。(3)考察对象评估测查制度是指被暂缓起诉考察对象在考察期限内,由公诉部门不定期会同所在学校、居委会等单位对暂缓起诉考察进行考察、评估和测查,并写出书面鉴定意见。对于在暂缓起诉考察期间能够认真遵守暂缓起诉考察期的有关规定,态度积极,表现较好的,公诉部门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相对不起诉的意见,报请检委会决定。对于在暂缓起诉考察期间表现不好,延长考察期限。如果在考验期内重新犯罪违反相关规定的犯罪嫌疑人,公诉部门依法对其提起公诉,追究其刑事责任。

 (四)执行程序

审批程序。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由理论业务水平较高,专门办理未成年案件的检察官来承办。承办人对案件进行审查后,应当提出审查意见,报主诉检察官审核,最终由主管检察长决定。

告知程序。由承办检察官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监护人和被害人,在双方当事人都无异议情况下,对犯罪嫌疑人宣布执行暂缓起诉决定;如果被害人对暂缓起诉决定不服的,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被害人也可以在规定期限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监督程序。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宣布暂缓起诉决定后,进入考察阶段,考察期限一般以6至12个月为宜。规范帮教制度,考察必须落实三方面工作:(1)建立多方协力帮教的模式,由检察院为主,学校(社区、村委会)、社会团体和家庭共同考察帮教。(2)汇报思想机制,被考察人定期向考察人员做思想汇报。(3)检察人员定期考察、检测机制。到犯罪嫌疑人居住地或者学校作调查了解,及时掌握被考察人思想动向,发挥暂缓起诉制度的教育矫正功能。

结案程序。考察期满后,如果犯罪嫌疑人没有违法犯罪行为,并认真学习、生产或完成各项规定的义务,应作出不起诉决定;若在考察期间发现有违法犯罪行为的,应向法院提起公诉。

五、结束语

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预防往往比惩治更重要,用人性化的执法理念关怀未成年人,是现代司法文明的标志,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暂缓起诉制度更是法治的进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4条第4项规定:对少年的案件,在程序上应考虑到他们的年龄和帮助他们重新做人的需要。在世界各国的刑事诉讼中,均采用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区别于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保护性处置原则。随着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实践中的日益完善,暂缓起诉制度的确立已是大势所趋。暂缓起诉制度不仅符合国际刑事政策的大趋势,同时也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引导下的重要实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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